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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蛋派”作家的家园情结

2020-02-25 10:38:32    责任编辑:    字体:

   以赵树理、马烽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在表现北方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农民的思想情感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也独树一帜,成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最受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山药蛋派”作家值得读者记忆值得后辈作家学习,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们有着强烈的家园情结。

  “山药蛋派”作家在太行山和吕梁山根据地迷恋上文学创作,小有成就后,绝大多数都离开故土,走向了外面的世界,赵树理、马烽去了北京,西戎、胡正去了四川,孙谦去了东北。他们当时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黄土地外的文明和大城市的世面,对他们有着强烈的诱惑,他们幻想着城市生活的丰富和潇洒。然而,过了几年后,他们却先后又都回到了太行山和吕梁山下,回到了汾水岸边。在外面的数年中,他们当然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发表过一些不错的作品,那么,他们为何要重返故土呢?马烽在1980年写的一篇文章《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在北京待了将近7年,深深感到住在北京城里写山西农村生活,不是个办法。‘京华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后来就下决心卷上铺盖搬回了山西。”马烽的这段话,其实也完全可以代表其他几位作家。

  他们回到山西以后,在熟悉的家乡土地上,很快便寻找到了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价值,用全部身心去感应这块土地上的痛苦与喜悦、喧哗与骚动,独特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和生活氛围,犹如浓得化不开的情愫,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理想港口。他们如鱼得水,手中的笔特别顺畅,作品纷纷问世,进入了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各自的代表性作品,大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像赵树理的《三里湾》、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西戎的《赖大嫂》、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汾水长流》等等。他们认定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自己写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坚持深切关注农民命运、关注农村发展,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有个性、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大作家。

  从“山药蛋派”作家的家园情结,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当作家离开故土,到了外面的世界以后,有了反观本土文化的机会,不同文化的碰撞,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灵落差;地域的位移,造成他们难以将创作心态调整到最佳状态的困惑。在远异于故乡本土的异质文化中,他们不能不感到文化的失落感,无时不怀念起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文化基因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精神事物的内在功力,对他们的制约,是非常之大的,因而,他们义无反顾地回到故乡后,才能暴发出创作激情,写出优秀作品。由此可见,作家的家园情结具有着强大的力量,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经验。

  杨占平

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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